看「文青別扯鬼」有感

面書中的「文青別扯鬼」批評「文青」下鄉，也不悅「文青」的那種單純的農業見解。

97年入行時我已見識了這種文青。


我記得當時在PGF工作，看見一"堆"番茄長在田中，也不修剪，更不搭棚，而且在我家的標準來看，沒有一個可賣.............

我問但已工作了數年的年青同事....

「你們是如此種番茄的嗎?」

「是啊。」

「不用搭棚嗎?」

「是，有問題嗎?」

「...............，那.......樣子......可賣嗎?」

「...............」

「有機就是這樣種的嗎?」

「.................，有機是如這樣的.......」


其實也不能怪同事們，因為他們都是讀書多(大學畢業)的城市孩子，跟本在加入農場之前最多也只是種過綠豆芽，而場中的田務工作其實完全由聘請回來的農夫擔當，當然對農業、耕作、收割、分級、賣菜了無認識，他們對農業的認識可以說得上只是由「烏托邦」式的NGO中看到，以為全世界也應如此.....................現在的文青，眼界好像闊了，又有大量網上賺價資訊，再加上十幾次「探訪」、「言討」、「勞動」便知道香港而致全球的農業問題，我只有無言。

有一次有朋友想lineup我這個在打鼓嶺出身的非原居民耕田仔與社運界的下鄉朋友交流，我只在email提出不大認同的一些看法，而且指出鄉村居民利益、情誼交割繁雜，未必大多數的鄉民會認同他們的做法。其中一位領導人士即說：「好啊!就看看這些「另類」意見..........」我便知道他們只想看一些符合他們見解的農業狀況，以佔道德高地的形式、充滿社會理論的方式去改革鄉村的「不幸」，但他們永遠不會涉入他們不懂的範疇，就是「技術」的落後、配套的落後、市場的發展、綜合能力的薄弱。誠然，社會及政策問題是關鍵，但難道技術及產業文化便不重要嗎?我覺兩者是二為一的。當有一個工種沒有人想以此搵食，而且也真的搵不到食時，那工作便完了。農耕不像一般工業或服務業，更像是一種承繼的手藝，香港在這方面的手藝而失傳得很嚴重，而且就算你有機會學而已學懂，也已遠比中、台、日、韓差得不能比較了。青年下鄉我甚感欣慰，但其實是解不了這個結的，只要是「耕田搵不到食」依然，如果要消費者以憐憫的心態買不像樣的農產品，那是一種pure「良心消費」，而非產業的重建。結語是我老爸的兩句說話：「做人要有原則，種菜也有態度」，我就是靠老爸留下給我當農夫的驕傲一直走下去的。

童年。叮噹

一面聽著二台「守下留情」林保全先生的「遺音」，一面重拾這個博客..............

今天中午時分愛動漫的朋友「卡通輝」發來一個叮噹的配音老師林保先生全離去的訊息，看著吃飯的孩子們，眼內不由自住的模糊一片。心內真的很奇怪，自少不是個叮噹迷，為何心裡卻如此悸動。

1982年，430穿梭機啟航，小二的我每天抱著期盼的心情看首播時的兩齣卡通，「叮噹」和「宇宙大帝」。「叮噹」的故事簡單又永劫，機器貓叮噹每天幫助軟弱的大雄。像老師更像玩伴，一起闖禍，一起承擔；一齊笑，一齊哭。雖然年紀日長，我漸漸遠離「叮噹」這永恆的孩子國度，可是我深知那哭大雄與小叮噹仍然滋潤著一代又一代的小朋友。後來，「叮噹」變成了多啦A夢；再後來，大雄背後的聲音靜靜離去了。之後，我也成為父親，帶著孩子們看叮噹大電影，讓那個伴隨小叮噹的哭笑聲又重回心頭。

一直以為伴我成長的小叮噹會永恆不變，我的孩子也能聽著同一把聲音，把我的童年延續下去。可是，今天林老師離開了。像告知我已確確實實長大了，童年早已離我已去，只可把那些美好時光、卡通、兒歌凍結，慢慢細味。回想兒時的卡通、兒歌，內容單純、黑白分明，每每表現出愛心、同情心、友誼、正義感、勇氣....................不會像現在的片子只想盡快把孩子變成大人。

大人的事情，到現在我依然一點興趣也沒有，但當我無奈成為大人之後，只可跟「它」周旋，而抵禦「它」最大的武器之一便是堅持保有童心。所而佔中也好、新農業政策諮詢案也好，就是我覺得有需要做點甚麼的時候，我也提不起勁在這裡寫些甚麼，因為可能太沉重、太「成人」了，不是我嚮往的簡單世界。但是，叮噹遠去即刺痛了我小心藏匿著的小飛俠心靈。

可幸的是科技發達了，我仍可跟孩子們在舊影碟中聽見那愛護大雄的聲音。

林老師，謝謝你，也謝謝帶給我們童年樂趣的朋友。

(永遠的好朋友)https://www.youtube.com/watch?v=zVHoUy6YzZk

http://programme.rthk.hk/channel/radio/player_popup.php?name=&pid=4283&eid=290927&d=2015-01-02&player=mp3&type=archive&channel=radio2

讀梁文道的「懷舊」

確實，梁文道道出每個地方進步的同時，舊東西便失落掉的痛苦。但是否一種必然的宿命呢?我有一位相識十載的德國人朋友MIMO，他的祖國也發生這種情況，但是是緩慢而且有底線的。例如他們的屋子(不是甚麼大型建築，只是二層的民居樓房)可以保存200多年，政府有一大籮法律及津貼去保護這些建築，而且相應保留這些工藝傳承。年青人不喜歡讀書，可以學習修葺建築的工藝，薪酬也很不錯，地位身份絕對被尊重，MIMO年青時便是柳編的好手(雖然現在是機電工程師)。我帶MIMO吃香港的豬雜河，我的朋友說我奇怪，不應帶外國朋友吃這些東西。其實MIMO的鄉下最喜歡吃豬雜，他吃香港的豬雜河時還跟我說兩地豬雜的不同。

如果說政府政策好，好像是太簡化德國的情況，我會說德國人有一種對文化及傳統的自豪，任何體現這些文化及傳統的事情都會被尊重。另外，我也打趣地問，是否德國人都喜歡哲學，讀康德、黑格爾、尼采.............他說德國人一樣喜歡賺錢及享受，最喜歡駕駛保時捷..............也是，我們中國人都知道家儒家孔子老子，但都不讀他們的經典。但是不能否定，德國人是較深思問題，以及喜歡把談話時的深度加強，而且比較著重講道理及尊重別人的論述。那種尊重不是因為對方的身份地位或財富而展現的，而是更內在的自傲感覺，講道理及尊重別人是一種應有的素養。就是這種自傲及思考深度，令他們接受他們的高稅收(一半薪金)用於我們覺得匪夷所思的保育事務；而且德國的父母不會怕子女要子承父業作個工匠或酪農，因為可能比律師醫師的生活更好。

我要攪農場時，父親老大不高興，直至有點成績時方得到些許認可。香港或中國的社會會以人的成就為依歸，老中國的狀師醫師的地位也低，現在律師醫生有專業資格，可以賺大錢，身份便不同了。從前當農夫不見得人，現在的有機農夫好像是一種商機，一種環保化身，地位及金錢(潛在的)出現了，也多了人加入。表面上很正常，也像是可喜的事，但依然脫不開那個路子...............................如果想當一個真正成功的農夫或是一個成功的煮碗仔翅小販，那種對自己的出品素質的自傲與固執是必不可少的，而且可能也是這種文化傳承的條件。

新界東北的農戶狀況原稿(5000字版本)

原稿足有5000字，因報刊版位有限減至3000字，大家可看看原稿指教一下。


新界東北新發展區原本由曾特首於2007年翻炒成十大基建的一個項目，相對於「西九」、「啟德」、「高鐵」、「港珠澳」等題目，經過數年咨詢，傳媒方面一直無人問津。但於短短數月間，即發酵成傳媒爭相報導的議題，而且成為網絡上傳為「深港融合」、「雙非城」、「割讓東北」等等，直指現任特首梁振英。筆者自幼居於打鼓嶺及於上水粉嶺讀書及開辦有機農場，父母親於1972年逃避文化大革命到港務農40年，也是典型的非原居民農戶，看見傳媒及網絡的評論，於援引歷史、政策及新界鄉村事務皆有所疏漏，希望撰文補充。



政府及鄉民於土地所有權的爭執歷史

於朱凱迪「新界東北發展區規劃-文明暴力」一文中，寫及政府以污染為理由取締禽畜養殖業，另一方面「縱容」地主改變農地用途，以「殺死」本土農業。以上皆於本人的經歷及歷史資料有頗有出入。其實香港政府自二次大戰之後至80年初期，頗為重視本土農業發展，特別為了是食物自給的戰略意義，但中英聯合聲明一出，那層意義隨即喪失。農業被視為可有可無，政府連「殺死」這棄子也費時，只不過是讓其自生自滅，到開發新界時，農業與農地的價值當然便無用顧及了。久而久之，政府於當時培養的官員更加不了解所謂農業的「戰略」及「都市」發展意義了。

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期為本港禽畜養殖業發展最快速的時間，漁農處提供雞種、豬種及技術予農戶以增加本地肉類供應，打鼓嶺的實驗農場即以此為目標。(筆者由小學至中學階段，每天都要於此實驗農場外的「九記士多」候車，於第三期咨詢文件中，該地段會改變為中央公園，坪輋有名的「九記士多」可能成為絕唱。)但當時環境保護的概念薄弱，以致河道污染嚴重，當時筆者每天經過的平原河及梧桐河，基本上全面被禽畜糞便及漂染電鍍等工業所污染，現在香港的低地河流生態價值銳降，皆由此而起。1985年政府開始立法管制農業(主要是家禽與豬隻，耕種並不受影響)及山寨廠的污染物排放，以改善新界的環境問題，當時一般市民及環團皆支持法案(包括我在內)，而養殖業界則大力反對，1987年通過「動物廢料處理條例草案」時，甚至包圍立法局及「倒屎」抗議，最後以高價回收牌照作結。不過，有趣的是雖然過半數的豬場結業，但豬隻的生產卻於90年代每年攀升，因豬場變成大規模經營，直到近年才再次萎縮。但此法案一拖再拖之下，新界鄉郊河流的質素與生態已江河日下。

關於「縱容」地主改變農地用途一事，對於熟知新界事務的人，會持有相反的看法。80年代新界原居民與政府對新界的私有土地進行了長期的角力，因為新界原屬租借地，港九的「城市規劃條例」並不適用於新界，原居民有權隨時改變農地用途，政府與原居民曾對簿公堂，甚至敗訴，可參考當時的「生發案例」及「永發案例」。後來政府一直希望立法把「城市規劃條例」修訂引入新界，以規管大量的新界土地改變為貨櫃場及爛車場等另一類環境問題。不過，因為鄉議局及立法局內的鄉事成員竭力阻止，至1991年該議案才於激烈的爭辯下通過。自此，政府以「鄉郊分區規劃大綱圖」以限制鄉民隨意改變土地用途，不過法例通過前被改作貨櫃場及爛車場的農地就無法追訴更改了，所以，現在我們看見的新界公路兩旁儘是當時立例前形成的貨櫃場及爛車場。從中可見，政府與原居民於新界土地事務上一直處於緊張以致對抗的關係。



「鄉郊分區規劃大綱圖」內的農業規劃(AGR)使用情況

新界的土地於60-70年代根本不值錢，大多原居民於農業由稻米轉為種植蔬菜及禽畜飼養形式時並未能轉型，要以出國工作以維持生計，渡過一段較艱苦的時間。但政府由70年代開始大力開發新界，建立多個新市鎮。新界土地的價值不斷上漲，農地由70年代末每呎一元兩塊，直至現在一百至二百元一呎，如果是V zone(即鄉郊發展地段)更可以至八百元一呎。原居民已經與數十年前不同，現在他們負責主持土地業務的已是學歷高的專業人士，如律師及測量師等，清楚知道他們擁有的土地價值以及法律上的漏洞，他們與發展商聯手，甚或自己當起小型發展商。

「鄉郊分區規劃大綱圖」中的AGR(即農業規劃)與GB(即Green Belt綠化地帶)為兩個現在新界農地主要被規劃的分區，業主基本上只得幾個出路，1)荒廢；2)非法改變為停車場或工場；3)出售；4)與發展商合作，向政府申請改變用途，興建住宅；5)以低價出租予農戶耕作用。第一、二、三種選擇不論，第四種形式回報最為可觀。如果政府的收地賠償達不到「市價」，他們寧願靜待申請改變用途，特別是近新市鎮的土地。而最後一種可能性，只會是業主已知該土地不大可能發展，如被郊野公園包圍、鄰接生態區域及缺乏交通的偏遠地方，又或遇上較年長又殷實的原居民，希望農地不要丟荒，才會發生。



新發展區的各方衝突

新界東北三個發展區(古洞、粉嶺北、打鼓嶺)現在的亂局，有很多評論為「官商勾結」、「配合中央融合政策」、「趕絕農業」..........筆者不是中港問題專家，不欲談論兩地政策。但覺得政府用的一套咨詢及處理模式不合時誼，而且一直無視農業的價值(無論是臺面上的生產及綠化價值，抑或是暗中作為政府土地儲備來源)。港英年代的政府很多時連鄉議局也不大理會，以比較強硬的作風處理新界事務，如前述的「動物廢料處理條例草案」及「城市規劃條例」都引起極大反彈，不過只限於業界及原居民的反抗。原因不但是英國人於主權行使有更強的實力，而且兩個法案都得到大部分的香港市民支持，一是「污染」問題、另一是「鄉民特權」問題，在立法局中都可大比數以全民利益為依歸通過。相反，新任政府原本已民意低迷，而且四處樹敵，最重要是未能於民意上制高，三個發展區如果是以傳統新市鎮形式推行，反彈可能會沒有那麼大。但現在的發展方案一則是內容空白，讓人覺得是「數碼港」、「科學園」包裝的地產項目；二則是曾蔭權遺下的「公私合營」模式，致人口實。新政府想轉回傳統發展模式，以擺脫官商勾結的形象。但因為是次項目拖了十多年，讓發展商有充分時間收購土地，政府所收土地已不是原居民的土地，而是發展商的土地，民間依然覺得是私相授受，就算事實是發展商見財化水，政府仍然水洗唔清。

另一樣不合時誼的是對發展項目「持分者」的認定不足，一個是散居於鄉間以耕種為業的「非原居民」，另一個是一群新一代的社運青年。於七八十年代，新界項目發展所影響的主要是原居民的利益，而非原居民的農戶因並無業權，根本欲駁無從，而且他們沒有如原居民村有數百年歷史的宗族聯繫，大家都是以過客身分散落於此，當時農業正走下坡，如果可以得恩恤安置，搬上原區公屋或甚是沙田、荃灣等「省城」，找尋更好的工作機會，簡直比中彩票還好，所以當時的新界發展中，並未出現政府和「原居民」又或「艇戶」事件的爭執。但現在都市居住空間日差、而且從前的窮鄉僻壤，現在已是新市鎮的中心附近，加上大多鄉民於近年花了大筆裝修費用改善寮屋，已變成「耕住合一」的不錯生活空間，再加上三四十年以上的感情，他們就算不是「原居民」，也可稱得上「原住民」了。政府因菜園村事件，雖把「恩恤」費大幅提昇，由只得數萬元，到本人剛收到的訊息是一個紅字牌住人寮屋以六十多萬元作賠償，又或是「安置」於公屋。但時移世易，公屋的生活質素反比「耕住合一」的寮屋差，而且六十多萬元也遠不能作原區置業用。

最後，差勁的都市生活，再加上讀書勤力工作往中產階層向上爬的神話破滅，年輕人追求的已不一定是供樓買車，新一代的社運青年都比較嚮往鄉村自給自足的生活。他們所關心的不單是社會公義、文化藝術及環境生態保育議題，他們也希望找尋心靈充實的生活模式，政府的這種「對手」絕不是可以「收買」的，他們也沒有跟你「還價」的興趣。政府一路習慣以鞭子與紅蘿蔔的方式去解決與原居民的衝突，但對慣於運用網絡及傳媒的新一代，連找尋合適的解決辦法也欠奉。



無論如何，非原居民是最終輸家

依此種種，政府又一次進退失據，發展商要找回曾蔭權模式的發財大計，原居民是土地持有者，非原居民要保衛建立多年的家園，社運青年要向霸權抗爭，再加上上兩任特首與發展商的關係，而新任特首又有點點紅色背景，市民已對小圈子選舉的特首不存信任。現在政府如何走下去，路都一樣崎嶇，而且選擇方案不多：1)強硬執行，敷衍延長咨詢期；2)回復公私合營發展；3)是暫時擱置方案。
回復公私合營發展是沒有太大可能，因為即表示政府向發展商俯首稱臣，而且民意盡失，可能引起更大的運動。
如果強硬執行，社運青年及傳媒的壓力會不停發酵，發展商及部分原居民也會暗中配合社運青年抗議，如上次腰斬的咨詢大會，最少有二三百人是以專車接來，離開時領班大叫「上水鄉」的村民上車，「上水鄉」即廖氏原居民，他們持有大量虎地坳、華山村及天平山村的土地，可能也不大滿意發展方案。另一邊廂，發展商也於馬屎埔村掛上「反對政府霸權」等橫額，把原本反對「地產霸權」的民間聲音，借力打力變為打擊政府的力量，而且不停以執達吏封屋清場，營造不滿聲音，但由政府承擔壓力。
第三種方案是最消極的，表面可能會讓人覺得社運份子及村民勝利，但最後仍然是發展商得最終勝利，因為土地依然由他們持有，發展項目權利仍在我手，只不過是囤積多一段時間，他們於全新界都正進行多個發展項目，不一定要現在立即上馬，最好是待至「公私合營」的鬼魂重生。相反三個方案的輸家都鐵定是非原居民，只不過是時間問題罷了。擱置方案，可能一小部分的業權持有者或於官地上耕作的鄉民暫不受影響，但已被收地的鄉民只會不斷被迫遷出，最悲哀的是連賠償也沒有，甚麼上樓及政府恩恤通通失去。三發展區內的村民可能各有不同遭遇，上水古洞的情況我不大了解；粉嶺北必定最危急，因為發展商囤積最多土地，拖得愈久，愈多村民被逼遷，「不遷不拆」的口號用於發展商是完全無效的；打鼓嶺可能尚可緩一口氣，但發展商的魔抓早已進入了該區了，失守只是時間問題，就算不是今年，也會是五年後十年後，結果一樣。



改革農業用地的規劃方式

筆者認為新發展區推行或擱置與否，新界被圈地的問題仍然存在。反而是現在「鄉郊分區規劃大綱圖」並未能有效阻止圈佔囤積農地，才是問題癥結所在，如果政府視AGR農地規劃為發展商的土地儲備之用，我無話可說，日後這種發展的爭執只會沒完沒了，去了一個菜園村，來一個馬屎埔，跟著可能是昇平，以後還有禁區........但如果政府視農業景觀、生態農業保育、食物自給及農村休閒產業為優化都會規劃的手段(的而且確亦是外國城市規劃的潮流)，也是嚴格規劃都市過度發展的屏障，AGR農地規劃及GB綠地規劃必須改革，把農地的規劃再仔細劃分，如以農地質素、水源、生態、環境分級，優質農地絕不容改變用途，杜絕發展商以改變用途帶來的暴利希望。企業購買農地時必須證明農地轉讓是進行農業活動，而非長期荒廢囤積。英國、德國與荷蘭是其中成功在都市與鄉郊發展獲得平衡的佼佼者，頭兩國皆對農地的使用及轉讓有嚴謹的法規管制。荷蘭則以推動發展農業產業利潤，吸引農民繼續耕種，提高農地耕種使用率，而且土地轉變用途至開發一概由政府控制，再招標分配予私人發展個別項目，杜絕發展商一開始即收購土地再申請改變用途由自己開發。而日本也有相關的法規，再加上政府對農業的資助，農地農業的保存也較好。台灣也有農地分級制，但因地區政府收地時缺乏咨詢及單方面行事，同樣攪出如「大埔里徵地事件」的大頭佛，所以咨詢也是重要一環，讓持分者真的有參與討論的空間。香港的農民於此保育議題就比台灣農民更無力，因為台灣農民尚為農地的業權人，還可與政府對簿公堂，但香港農民除了上街抗爭一途，則別無他法。早前與一位為鄉民四處奔走的資深社工傾談，談及不停有村民要被迫遷出，希望政府首先進村先凍結村中人口名單，無論日後發展與否，先保障了他們的鄉民身份，可於真的在發展時獲得賠償與安置的保障，無需於拖延的爭拗中慢慢犧牲，真的是為農戶村民著想的無明英雄。他的一番言詞令我深受感動：「現在如果無法守住這一班鄉民的生活，任由他們被發展商逼走，人走茶涼，那遑論以後守住本土農業。」






葉子盛


香港永續栽培學苑


香港永續栽培學苑是一成立於2009年的非牟利慈善團體，為其中一個參與《「新界東北新發展區」應保地於農》聯署聲明的機構。本會致力於發展本港的永續農業技術及教育推廣，同時研究香港的永續農業可能性與政策。

新界東北的農戶狀況

戰後的香港政府，頗為重視本土農業發展以達到「糧食自給」，抗衡中共的戰略，但中英聯合聲明一出，農業被視為可有可無。直至開發新界時，政府更忽略了應同時發展農業以平衡「都市」過度發展的「戰略」意義。

70 至 80 年代初期，本港禽畜養殖業發展迅速，漁農處向農戶提供不少雞種、豬種及技術協助，打鼓嶺的實驗農場即以此為目標（筆者從小每天便要在對出的「九記士多」候車，據「新界東北規劃發展第三期諮詢文件」，該地將會改為中央公園）。但當時環境保護的概念薄弱，新界河道基本上全面被禽畜糞便及漂染電鍍等工業所污染。1985 年政府開始立法管制禽畜廢料（耕種並不受影響）排放，以改善新界的環境問題，當時市民及環團皆支持法案，唯獨養殖業大力反對，1987 年通過《動物廢料處理條例草案》時，甚至包圍立法局及「倒屎」抗議，最後以高價回收牌照作結（有趣的是雖然過半數的豬場結業，但豬隻的生產數目卻逐年攀升，直到近年才開始萎縮）。但因法案的拖延，新界鄉郊河流的質素與生態已江河日下。

另外，當時港九的《城市規劃條例》不適用於規管原屬租借地的新界，隨著新界發展，80 年代農地開始改變成為貨櫃場及爛車場，政府曾與原居民對簿公堂，甚至敗訴（可參考當時的「生發及永發案例」）。後來政府希望立法把「城市規劃條例」修訂引入新界，以規管新界土地被隨意改變用途。不過，因為鄉議局及立法局內的鄉事成員竭力阻止，拖至 1991 年該議案才能通過。自此，政府以「鄉郊分區規劃大綱圖」以限制鄉民隨意改變土地用途，不過法例通過前被改作貨櫃場及爛車場的農地就無法追訴變更了，成為日後新界的「奇觀」。從中可見，政府與原居民於新界土地事務上一直處於緊張以致對抗的關係。

「分區規劃大綱圖」內的農業規劃（AGR）使用情況
筆者不是中港問題專家，不欲談論兩地政策，希望以農業及農地政策的缺漏，了解為何出現了大量新界農地被發展商囤積居奇。一般來說，新界的農地有幾個出路：1）荒廢；2）出售；3）非法改變為停車場或工場；4）與發展商合作，向政府申請改變用途，興建住宅；5）以低價出租予農戶耕作用。第一、二、三種選擇不論，第四種形式回報最為可觀。而最後一種可能性，要好運遇上殷實的原居民業主，才會發生。「分區規劃大綱圖」中的 AGR（即農業規劃）與 GB（即 Green Belt 綠化地帶）為兩個現在新界農地主要被規劃的形式，限制了各種發展項目。但原居民與發展商清楚知道改變土地用途的暴利，以及法律上的漏洞，雙方聯手，不停向城規會提出改變土地用途，建設私人樓宇的方案。


新發展區的各方衝突
是次新發展區事件，政府用的諮詢及處理方法守舊且不合時宜，更無視農業的價值（無論是枱面上的生產及綠化價值，抑或是暗中作為政府土地儲備來源）。港英年代的政府比現在更加強硬，如前述的《動物廢料處理條例草案》及《城市規劃條例》都引起了業界與原居民極大反抗，但兩個法案都得到香港市民支持在立法局中通過，以解決「污染」及「鄉民特權」的問題。相反，新任政府原本已民意低迷，而且更四處樹敵，如果是以傳統新市鎮形式推行，反彈可能會沒有那麼大。但現在的發展方案讓人覺得是「數碼港」、「科學園」一類包裝的地產項目；而且曾蔭權遺下的「公私合營」模式，招人口實。新政府原想轉回傳統發展模式，以擺脫官商勾結的形象。但因為項目拖了十多年，政府所收的已不是原居民而是發展商囤積的土地，民間依然覺得是私相授受，就算事實是發展商見財化水，政府仍然水洗唔清。

另一是對「持分者」的認定不足。七八十年代的新界項目發展，主要影響原居民的利益，而非原居民農戶因並無業權，又都是以過客身分散落於此作暫時棲身，且適逢當時農業正走下坡，如得恩恤安置搬上公屋，簡直比中彩票還好，所以並未出現太大的爭執。但現在都市居住空間日差，而且從前的窮鄉僻壤，現在已是新市鎮的中心附近，加上鄉民近年花了大筆費用裝修改善寮屋，已變成「耕住合一」的不錯生活空間，再加上三四十年以上兩三代人的感情，他們就算不是「原居民」，也可稱得上「原住民」了。政府因菜園村事件，雖把「恩恤」費大幅提升，但時移世易，上公屋一點也不吸引，而且「恩恤」費也遠不能作原區置業用。另外，新一代的社運青年都嚮往鄉村自給自足、心靈充實的生活模式，他們關心的是社會公義、文化藝術及環境生態等保育議題，絕不是可以「收買」的對象，也沒有跟你「還價」的興趣。政府一路習慣以鞭子與紅蘿蔔的方式去解決與原居民的衝突，但對慣於運用網絡及傳媒的新一代，連找尋合適的洽商辦法與心態也欠奉。


無論如何，非原居民是最終輸家
發展商要找回曾蔭權模式的發財大計，原居民是土地持有者，非原居民要保衛家園，社運青年要向霸權抗爭，再加市民對小圈子選舉的特首不存信任，現在政府如何走下去，哪條路都一樣崎嶇。回復公私合營發展？沒有太大可能，因為即表示政府向發展商俯首稱臣，而且民意盡失，可能引起更大的運動。強硬執行？不單社運派及傳媒的壓力，發展商及原居民也會暗中配合抗議，上次腰斬的諮詢大會中，最少有二三百人是「上水鄉」的廖氏原居民，他們持有大量虎地坳及華山村的土地，可能也不滿意方案。另一邊廂，發展商也掛上「反對政府霸權」的橫額，把原本反對「地產霸權」的民間聲音，借力打力變為打擊政府的力量，而且不停以執達吏封屋清場，營造不滿聲音，但由政府承擔壓力。擱置方案，表面上是社運分子及村民的勝利，但最後發展商才是最終贏家，因為土地依然由他們持有，籌碼仍在我手，只不過是囤積多一段時間，最好是待至「公私合營」的鬼魂重生。擱置方案，可能少數業權持有者或於官地上耕作的鄉民暫不受影響，但已被收地的鄉民只會不斷被迫遷出，最悲哀的是連賠償也沒有，什麼上樓及政府恩恤通通失去。總之三個方案的輸家都鐵定是無地的非原居民，只不過是時間問題罷了。


改革農業用地的規劃方式
新發展區推行或擱置與否，新界被圈地的問題仍然存在，證明現在的「分區規劃大綱圖」並未能有效阻止圈佔囤積農地，才是問題癥結所在。如果政府視農地為發展商的土地儲備之用，我無話可說，爭執只會沒完沒了，去了一個菜園村，來一個馬屎埔，以後還有禁區……但如果政府視農業景觀、生態農業保育、食物自給及農村休閒產業為優化都會規劃的手段（的而且確亦是外國城市規劃的潮流，最重要是控制都市過度發展），應把 AGR 的規劃再仔細劃分，以農地質素、水源、生態、環境分級，「優質農地」絕不容改變用途，杜絕以改變用途帶來暴利的希望；企業購買農地時亦必須證明轉讓是進行農業活動，而非長期荒廢囤積。英國、德國皆有上述法規管制，荷蘭則大力推動農業發展，吸引農民繼續耕種，提高農地耕種使用率，而且土地由轉變用途、開發至招標一概由政府控制，杜絕發展商由一開始即收購土地再申請改變用途。台灣雖也有農地分級制，但因政府收地時缺乏諮詢及單方面行事，同樣搞出如「大埔里徵地事件」的大頭佛，所以確實的諮詢也是重要一環。香港農民比台灣農民更無力，因為台灣農民尚為農地的業權人，還可與政府對簿公堂，但香港農民除了上街抗爭一途，則別無他法。早前與一個為鄉民四處奔走的資深社工傾談，談及不停有村民要被迫遷出，希望政府首先進村凍結村中人口名單，無論日後發展與否，先保障了他們的鄉民身分，可於萬一發展時獲得賠償、安置與復耕的保障，毋須於拖延的爭拗中慢慢犧牲。他的一番言詞令我深受感動﹕「現在如果無法守住這一班鄉民的生活，任由他們被發展商逼走，人走茶涼，那遑論以後守住本土農業。」

「鐵拳浪子」

年齡長了點，開始懷念老日子。
剛剛提過的「鐵拳浪子」是我其中一套看過之後，再補購的漫畫。
第一次看的時候是電視版，應該是90年代中吧。無線把「鐵拳浪子」的第二部於深夜播放，那是80年的動畫啊!買片那位兄台一定是矢吹丈的粉絲。
我想看過「鐵拳浪子」的香港朋友不太多，而且可能多是跟我一樣是看那次無線播映時才認識的，不過在日本，那是其中一本經典。可能是那時剛要畢業，前路茫茫，心中燥動，對未來惶惑未明。矢吹那一幕空手捧著幻想中的白灰的情景，深深的感動著我。但我要如何才可把自己盡燒呢?

我想就是不停揮拳，揮拳，揮拳，直至力歇吧。

當我剛開農場時，只有不停揮拳，而且不知自己是否揮於空氣中。後來當農場營運成熟一點時，也像矢吹一樣變得遲鈍了，有了一點名氣、一些人事，遇上更多機會，使人變得小心謹慎，更怕得失。
近日，有不少人覺得我不需在對其他機構的合作，以至同道的相處時表現太強硬，得罪了朋友，也失去了機會。但我每每提醒自己，我重視的不是結果，也不需要那條拳王腰帶。

我只想跟當初一樣，不故一切的揮拳，完全地燃燒，只需剩下一堆漂亮的灰燼。

純白的灰燼

剛重溫了「爆漫王」Bakuman第15卷，寫到主角幾經艱辛，終於當上了集英社的漫畫家。一次舊同學聚會中，主角「真成」在聚會最初時，因當上了漫畫家而成為大家的焦點，但後來發現 「真成」 7、8年來只是每天不停畫漫畫，從沒有其他跟其他同學一樣的娛樂、興趣，後來大家談回各人的公司工作，假日到那裡遊玩、外遊、滑雪.........話題變得興高采烈，而 「真成」 完全插不上咀，只靜靜待在一旁。飯局之後，當大家要換一處續杯時， 「真成」 便說要回去寫稿，而同時另一位合作的主角「高木」也趕到，但見伙伴 「真成」 不繼續，「高木」也打消追上相聚的念頭。

以下是他們的對白：

高木：「為什麼不提同學會的事情?」
真成：「呀...大家看來都很開心。」
「你不開心嗎?」
「見了從前要好的同學，但談不上話。我沒有聯誼、唱K、旅遊、滑雪........只有寫稿.....」
「你想像他們一樣玩嗎?」
「不。如果從前玩了，便沒有現在的生活，何況，現在也很充實。我只是覺得我們跟別人不一樣。」
「真成，這情況不正好像你最愛的『鐵拳浪子』嗎?」
「我在聚會中也有想起『矢吹丈』與『小紀』的對話。」
「..............真成，你不覺得寂寞嗎?同年紀的朋友都帶著戀人上山下海的歌頌青春.......」
「或許跟高木所說的歌頌青春不同，但這些年來，我嘗試過多次如同燃燒一般的充實感，在滿是墨水的原稿上。」
「『我不想像那些人一樣過得渾渾噩噩，從沒充分發揮自己的實力，不完全的燃燒.........就算是只有一瞬間，都要燒得全身通紅，燦爛奪目......』漫畫上是這樣寫的。」
「『燃燒之後，只剩下純白的灰燼。』」

看完這一段很有感觸，我也經驗過同樣的情況，也同樣喜歡『鐵拳浪子』。但比『矢吹丈』與『真成』幸運，我有位跟我一起燃燒的妻子。